有些地方搞拆迁是越发赤裸裸了，这不仅表现在具体行为上，还体现在官员谈起拆迁更加口无遮拦、肆无忌惮。前些年长春高新区一村民家被强拆，拆迁办官员对采访的记者这么说：“你应该报道高新区如何发展，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、刁难和敲诈政府，应该报道老百姓如何不配合拆迁，影响回迁房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！”

　　从这番“慷慨激昂”的表述中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在这位拆迁办负责人的心目中，影响回迁房的症结在什么地方：拆迁不顺利，就是因为老百姓不配合拆迁，为难、刁难甚至敲诈政府。

　　老百姓不配合拆迁就是刁难政府，如此荒唐的结论着实让人吃惊。也许，在这位官员的眼里，面对他所代表的“政府拆迁”，老百姓都应当闭嘴噤声，不提半分意见，不发一句怨言，对补偿协议一眼不看即无条件接受，即便被侵权了，也能够无限忍耐充分理解，这才是不刁难政府的好百姓。

　　可“遗憾”的是，这位官员只顾着抱怨百姓，却忘记了约束自己，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已经涉嫌违法违纪，早已“代表”不了政府：

　　一方面，就这次强拆事件来说，政府的拆迁期限是11月15日，拆迁方在最后期限没有到来之前的10月31日，在未与房主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，未走法律程序而强制拆迁，这已经违反了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其行为明显违法；

　　另一方面，拆迁方此前一直同房主进行着交涉，强拆之时房主也在现场试图阻止，但现在面对媒体质问却狡辩称“找不到房主”，用这种近乎无赖的方式达到拆迁目的，其手段可谓卑劣。一桩如此违法悖理的强拆，哪里还能“代表”政府，分明是在假政府之名侵害百姓利益，又怎能不遭到群众反对？

　　近年来，暴力拆迁悲剧频频发生，而每一起悲剧背后，人们几乎都能看到拆迁官员对老百姓的类似敌视情绪。正是在这种敌视情绪的支配下，每当拆迁遇到阻力，个别官员不是反思自身的问题与不足，而是本能地认为群众在与政府作对，这无形中已将老百姓放到了政府的对立面，扩大了双方的裂痕，又如何能够做到和谐拆迁？

　　不配合拆迁就是刁难政府，这是一种假借公权力无视民众私权利的强盗思维。它不但是个别官员敢于暴力强拆的思想基础，更是拆迁过程中产生官民矛盾的重要原因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要想搞好政府拆迁，首先要拆除某些官员头脑中的这种错误思维。

　　然拆迁方既要保障切身利益，又要避免拆迁户刁难、敲诈政府，这可怎么办？办法也不是没有，就看相关政府部门和官员能不能做到了。

　　首先，搞拆迁之前应当如实公布项目性质及拆迁和安置成本，事先听取民意。有些地方搞拆迁，名义上是公共项目，实则夹带私货，大搞商业项目。拆迁补偿是按公益拆迁标准计算，卖地却明明是按商业地价出售。办事一点都不公开透明，被拆迁老百姓如何口服心服？

　　其次，政府部门必须严格依照程序进行拆迁，不能罔顾法律，想拆就拆。例如长春高新区这起强拆事件，相关部门并不具备行政强制拆迁条件，却直接就动手强拆了。其他地方的许多强拆事件，大多也是政府部门违法在先，却还反过来怪拆迁户刁难政府——这形同于强奸犯一边将人按倒在地，另一边嘴里还怪对方不乖乖配合，实属强盗逻辑。

　　第三，还得让拆迁户有个说事的地方，无论上访也好起诉也罢，相关渠道都应当畅通无阻。反顾当下，政府搞拆迁往往采取赶鸭子上架或霸王硬上弓等手段，单方面设定补偿标准不说，还不准老百姓说不，进而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堵截上访、打压正常意见。这样的话，老百姓除了死守“孤岛”，采取暴力对抗或悲情自焚等方式维护权益，还能怎么做？

　　说白了，再“刁蛮”的钉子户大抵也是为了赢得相对有利的补偿协议，不可能就是为了以自家房屋为战场，刻意与政府作对。这完全可以纳入正常协商机制，妥善进行解决。只要政府部门和官员尊重老百姓意愿和选择，那些被看作刁难、敲诈政府的钉子户的数量肯定大幅降低，至少不会像眼下这般随处可见。在绝对强势的公权力面前，谁没事愿意拿着锄头、扁担挑战政府官员的权威？

　　各地自焚事件多发，恰证明钉子户大多是被逼得没路走了，才以自己的生命作为维权工具。以身体为话筒，如此悲情的维权行为，竟然得不到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同情和理解，反倒视之为刁难、敲诈，可见某些官员是何等的麻木不仁。从有官员宣称“拆出一个新中国”、重庆某官员怒斥“你懂不懂风水”，到曾有学者演讲时遭遇县委书记批驳——“如果没有我们这样干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”，再加上长春高新区官员对记者的这番“真情告白”，不难看出拆迁与反拆迁的“路线之争”已呈白热化态势。

　　矛盾激发到如此程度，再不引起重视，那后果可就真的让人严重担忧了。来源：综合自羊城晚报、新闻晨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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